五千年历代首富沉浮录

商人、政客、投机家、慈善家、浪漫的文人，这几个标签全都贴在范蠡身上，更有一个大美人西施作陪。范蠡是个幸运的商人，在当时的春秋时期，商人的地位并不低。在当时商人可以与世家贵族分庭抗礼的时代背景下，范蠡可以毫无顾忌的绘制他的商业蓝图，并享年高龄，几近百岁，被称为中国商人的圣祖。

善于“投机”的慈善家

很多商人往往只会没日没夜地想两件事情，一个是商机在哪里，利润在哪里；一个是如何舒服地花掉赚来的钱。但范蠡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个层次，你甚至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赚钱，为什么想那么花钱。

范蠡一生中，三次赚到很多钱，又三次仗义疏财，把大部分钱分给乡邻。如此大的气魄，相信当代“著名慈善家”陈光标都会羡慕嫉妒恨。在范蠡眼中，到底会如何看待金钱，实在是个谜。如果没有范蠡三次散财的气魄，那先来看看他是如何赚钱的。

范蠡在当时从事农耕养殖和土产贸易，此外主要经营季节性特产的长途贩运。长途贩运需要协同竞争，找到合作者，赚取两地贸易差价。但是千里迢迢且兵荒马乱，高昂的物流成本和货物风险控制的问题解决不了怎么办？

范蠡在市场上找到一个经常贩运麻布到吴越的商人姜子盾，姜子盾常年做麻布贩卖生意，和南北路上的盗匪有“合作关系”。于是范蠡组建了马队，对外宣称，免费帮人向吴越运送货物，不出所料，姜子盾主动找到范蠡要求运输麻布，这样，最终货物和马匹安全到达吴越，范蠡赚了一笔钱。

范蠡的商业思想中不乏“投机”之道——待乏，夏天预备皮毛商品，冬天囤积葛麻商品。此时囤积的货品价格低廉，等到货物缺乏的时候，就可以获取利润。范蠡的另一个商业思想则是强调“货无流，无敢居贵”，所以要将手中的货物资金像水一样流动起来，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

宏观经济论：治大国如烹小鲜

事实上，与范蠡的财富故事和经商理念相媲美的，还有他的经济思想。他在治理国家中领悟的宏观经济学，足以和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一争高下。

在范蠡眼中，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控，也无非是抓住几个关键点，在合适的时机实行不同的政策。看似复杂，但把握住了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调控国家的经济并不比炒菜难多少。

首先以价格调控的方式促进粮食生产。范蠡认为，市场上的粮食价格如果过低，会损伤种植者的积极性，农民就会荒废土地，全国饥荒。如果粮食的价格过高，就会打击到贩卖者的积极性，工商业者减少贩卖，国家的税收和财政下降。

粮食的价格维持在一个中间范围内是最恰当的。为了稳定价格，范蠡认为应该调控供求关系，也就是说以宏观调控手段稳定物价，稳定市场。

范蠡还预见到了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并且据此来制定应对之策，“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大旱之后可能发生水灾，要及早造船，以免到时应对不暇，水灾之后可能发生旱灾，要及早督促车辆生产。

在公元前400多年提出这样的思想，范蠡能算上宏观经济理论的鼻祖了。

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范蠡

商人夏季购入皮货，冬季购入丝绸，旱天够买舟船，天涝购买车辆，等待缺乏（等待货有所缺，伺机卖出）。

点评：

范蠡堪称最懂中国文化的大商人。在范蠡思想中，追求和谐的天道、地道、人道。他说道：“天道要求我们盈满而不过分，气盛而不骄傲，辛劳而不自夸有功。”这其中既包含有先天下之忧的儒家勇气，又有功成身退的道家思想。范蠡在从政、打仗、经商活动中淋漓尽致地体现着这一点。

就像今天有人用周易的原理来炒股一样，几千年前的白圭已经用天文学的规律成功预测农业收成，且收获颇丰。白圭是范蠡之后的又一大富豪，与范蠡一样，他们都做过官，都精通中国文化中最精髓的部分，都重视经济周期的运用，但同时白圭对于商道的兴趣与专研更加深透。

白圭是一个有意思的商人，他在魏国做过官，政绩突出，但也看透了官场而厌恶政治；他一生赚钱无数，自己却过着异常节俭的清苦生活。白圭的人生一大乐事则是如何倒买倒卖的赚钱，他赚钱的一大法宝就是天文、五行生克之术，这个行当也被称为阴阳师。

经商不比治国低贱

公元前356年，秦国商鞅变法，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重农抑商政策，而此时商鞅的河南老乡，刚刚14岁的白圭还在洛阳家中读书。商鞅几乎可以看做是历史上最“抑制”商人的一位官员。在商鞅的变法政策中，严禁粮食买卖，而这恰是后来白圭的主营业务。

当时的商业大户从事的多为奢侈品买卖和资源性商品的生产，其中奢侈品买卖的消费者都是有钱人，利润也很高，但是进入门槛也相对比较高。资源型商品的生产，如寡妇清的丹砂开采和炼制等，则需要大量人力物力。

从魏国辞掉官职的白圭，周游列国以后，回到家乡河南，开始从事粮食蚕丝等农副产品的买卖生意。此行业进入门槛低，竞争激烈。同行业的竞争对手鱼龙混杂，有公平买卖正当经营的，还有囤积居奇，垄断市场的，甚至也有放高利贷，谋取暴利的。

这些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恰好是商鞅对商人厌恶至极的例证。

做农副产品的生意，白圭的做法到现在也值得鉴戒。由于面对的是广大比较清贫的平民百姓，白圭奉行了薄利多销的经营原则，不提高商品的价格，而是通过加快商品流通、扩大销售的方法来获取更多的利润。

白圭反对商鞅对商人的歧视，提出了“我从事商业活动，如同伊尹、吕尚为国谋划，孙武、吴起用兵使计，如同商鞅推行变法来治理国家”。他认为经商也是一个正当且高尚的职业，并不比治国低贱。

白圭商学院都教什么？

为了和商鞅对着干得更加彻底一些，白圭干脆公开授徒，开办了最早的商学院，教授人们如何在商品流通中赚取利润。

如果白圭商学院有院训，那一定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种最早的经济周期理论是白圭的商业历程中，最为推崇的经商原则了。

仅有此理论还不够，还得准确地判断出周期的时间。为此，白圭根据古代的岁星纪年法和五行的思想，运用天文学、气象学的知识，总结出一套农业收成丰歉的规律。

例如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不好。太岁在午宫时，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不要小看古代的天文学，现在所有的算命占卜方法，几乎全部源自天文学。

利用这个规律，白圭在丰年粮价低廉时收购粮食，到歉年粮价上涨时出售，从丰年和歉年的价格差中可以获得成倍的利润。这种经营方法，既保证自己获得丰厚的利润，又在客观上调节了商品的供求和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农民、消费者的利益。难怪白圭自诩之为“仁术”。

同时白圭注重理财不可迟疑观望，坐失良机。《史记·货殖列传》说白圭“趁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极为生动地描述了他理财决策中雷厉风行的精神。

白圭还提出商人应该具有“智勇仁强”的素质，也就是说商人要善于分析形势、行动果敢勇于决策、对待消费者要有仁义和良好的服务态度、具有坚强的意志。

有钱人白圭，在生活上毫不奢华，他省俭到什么程度呢？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他一贯“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而对于下人僮仆能“同苦乐”。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司马迁

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不用学习也有这样的欲望。

点评：

白圭人弃我取、薄利多销的经商哲学，在今天也颇为实用。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白圭能坚持己见，创新性的提出这些商业理念，开学授课，同时在生意上充分考虑老百姓的利益，这些都十分值得敬佩。

在吕不韦的世界里，千金之富不如一爵之贵。

在史书上的记载中，吕不韦一登场便是以当时的首富身份出现，如果后来他没有做那个“人口大买卖”，可能司马迁也不会以洋洋洒洒2000多字单列《吕不韦列传》。这个以商人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的人，并没有得到后世封建帝王的推崇，但是他给了我们另一种商业思路。

公元前249年，秦异人登位成为秦王，他身后的财团支持者毫无疑问是吕不韦。在吕不韦的这桩大买卖中，自遇到秦异人开始，吕不韦便认为“奇货可居”，进而成为历史上最具冒险精神的天使投资人。但吕不韦不是一个优秀的天使投资人，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家都押在秦异人身上，可谓命悬一线。

吕不韦生于商人世家，“往来贩贱卖贵”，行走于赵、魏、楚、韩、秦等国从事贸易生意。

在秦朝的统治下，商人的地位极其低下，穿着带有特殊卑贱标志的衣服，即便如吕不韦般的首富，也不能乘坐高车驷马。商人的地位和家奴、罪案相差无几。

当吕不韦的财富积累到“家累千金”后，他是否有“洗白”的念头呢？

吕不韦投资巨额金钱在秦异人身上，退出方式为秦异人继位，以相国之位为回报，具体收益为与秦异人共享秦国土地。

这还是真是一笔“大买卖”，在吕不韦决定做这个买卖之前，他与父亲也进行了一场对话。据《战国策秦策》中记载，吕不韦问父亲，“耕田的利润最高能有几倍？”答曰：“十倍。”他又问，“做珠宝买卖的生意可得利几倍？”答曰：“百倍。”

再问：“那么如果立一个国君，可得利几倍？”答曰：“无数倍。”吕不韦感慨到：“每天拼命种地、做买卖，都未必吃饱穿暖，我要建国立君，做可以惊天动地的大事。”

吕不韦是一个大胆的商人，胆子大到敢把自己的儿子“嫁祸”给皇帝，但是他最终没有想明白，与君王做生意，无异于“与虎谋皮”，最后死在亲儿子秦王的手中。

贪贾三之，廉贾五之，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司马迁

贪婪的商人能够获得十分之三的利润，不贪眼前小利而谋长远厚利的商贾能获得十分之五的利润，而在其他行业中，如果不能得到两成的利益，便称不上是有才华的人。

点评：

从商人的角度看，吕不韦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做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人口买卖，除了金钱和土地上的收益外，隐性的收益如社会地位的提升、家族的荣耀、权势等无法计数。但是从政治的角度看，他还很不成熟，以致最终招来杀身之祸。

公元300年，石崇在东市断头台上，被砍头之前，叹息道，“这帮人还不是为了我的钱财。”押解石崇的人说道，“你既然知道人为财死，为什么不早些把家财散了，做点好事。”

时间倒回到公元249年，西晋开国元勋石苞的六子石崇出生了。此时登基时间不久的晋武帝司马炎仍然崇尚节俭。公元255年，司马炎灭吴，之后，晋武帝的压力骤减，在晋武帝的默许下，上流社会逐渐开始兴起奢侈腐化的风气。

石崇作为历史上以“斗富”留名史册的富豪，他财富积累的方式，以及后来的所作所为，都带有当时世族经济的烙印。

石苞临终前，将家产分给自己的五个儿子，独独没有留给石崇，石苞断言，“儿虽小，后自能得”。即便没有继承父亲的遗产，石崇作为开国元勋的后代，尤其是作为血统纯正的上流世族的一份子，他有的是机会赚钱。

到荆州任刺史期间，石崇让部下化装成强盗抢劫过往客商，以此方式，石崇积累下了自己的财富。

在晋朝那个时代，从上流社会权贵精英，到世族子弟，他们崇尚玄学和老庄哲学，以颓废和无作为为荣。世族子弟的主要生活内容就是吃喝玩乐和斗富。石崇显然是当时世族子弟中斗富的胜出者。

石崇与皇帝的舅舅王恺斗富，王恺用糖擦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王恺拿出皇帝赏赐的一尺二的珊瑚，石崇就打碎以后，拿出三尺高的珊瑚赔给王恺。这样的游戏连皇帝都很感兴趣。

石崇修建了金谷园别墅，周围几十里内，楼榭亭阁，宛如宫殿，里面养了上千侍妾，还有他最爱的女人绿珠。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当石崇的靠山贾谧倒台后，他那巨大的财富成为乱世中他人觊觎的对象。

出现开头那一幕的导火索是个女人。石崇的外甥欧阳健曾得罪孙秀，孙秀得志后就向他索要绿珠，石崇不给，于是被诬为乱党夷三族。

点评：

很难说清楚石崇是死于女人这摊“祸水”，还是“八王之乱”的权利斗争。石崇的一生充斥着暴利、奢侈。不过历史上对于这种暴力致富、浪荡不羁的公子哥，留下的不是同情，而是笑话。

如果有一个时代，各类税费大幅减少，国有垄断行业放开由民间自由经营，同时严禁官员经商，这该是怎样一片欢腾的民营企业天堂。王元宝就出生在这里——盛唐，他也被称为唐代第一款爷。

历史上没有记载王元宝是怎么样赚到钱的，但盛唐时期的著名商人很少是世族大家，也很少是经营盐铁等致富的，自由经济下，更多的富人是依靠贸易、织造。想必在那样一个年代里，只要勤劳，再加上好运气，成为个富翁不是什么难事。

和皇帝炫富：财富之多非轻易可想象

虽然没有被刻板的史书所记载，但是王元宝却得到了当朝天子的两次接见。面对骄奢的商人，唐玄宗没有像明朝的朱元璋那样小气，留下的唯有赞叹，并甘当王元宝“财富秀”的配角。

唐玄宗曾问王元宝家有多少钱，王元宝很文艺的回答道：“臣请以一缣系陛下南山一树。南山树尽，臣缣未穷”，当时一缣可换十多石粟。用今天的词语套用一下，就是说，“我能在大兴安岭的每一棵树上挂一个Iphone4S，树都挂满了，我的4S还没有用完呢！”

老实本分的唐玄宗听后感慨地说：“我是天下的贵人，王元宝是天下的富人！”

另一次“炫富故事”记载在《太平广记》。唐玄宗坐在含元殿上南望终南山，“见一白龙横亘山间”，就问左右人看见没有，都回答说没有看见，玄宗便差人急忙把王元宝传唤至殿上。

王元宝知道皇上召见他的意思后，答道：“见一白物，横在山顶，不辨其状。”旁边的人听了都感到奇怪：“为何臣等不见！”玄宗说：“我闻至富可敌贵，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故见耳。”

炫富的故事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但大多都散落在羸弱的朝代里，而在盛世以财富受到帝王认可的人着实不多。

皇帝找我借扇子：用花钱填补空虚

唐代商人仍然没有摆脱历史上“轻商”的偏见，被称为“贱类”，他们虽然有钱，但政治地位低下，载入史册的商人也为数不多。既然不能名垂青史，那就享受当下吧！

王元宝的消费可以成为研究唐朝富裕阶层消费的标本。

房产是他的投资首选。他家的房子以金银叠为屋壁，宅中的礼贤室以沉檀为轩槛，以碔砆甃地面，以锦文石为柱础，并把铜钱当地板砖，铺在后花园的小径上，称这样可以防滑。

盛世买古董，收藏是其消费的主要方向。他最著名的镇宅之宝当属“龙皮扇”，扇子的神奇之处在于给扇子洒上水，扇子就会自动吹起风，真堪称低碳环保的利器！据说唐玄宗曾经向王元宝借过这把扇子。

此外，公益事业也是其支出的一部分。据史书记载，每年大雪之际，他都会让仆人到巷子里扫雪，并拿出餐具酒炙，为来往之人作驱寒之用。

光自己花钱没啥意思，像众多豪门一样，通过结交权贵获取政治资本是其必修课。王元宝常常延约四方名士，朝之名寮，往往出于门下。

每年的科举考试之前，众多士子都会受到王元宝的款待。可惜这些士子不算厚道，没一个人帮王元宝写写传记、编编美文，在历史的痕迹里，王元宝穷得只剩下钱了。

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桑弘羊

创造财富在于方法，不一定要靠体力获得；获取利润的关键审时度势发现商机，不一定要亲自耕种获得。

点评：

读到王元宝的故事，心中会泛起温暖，因为历史上能够像唐玄宗这样包容商人的帝王并不多，而且富人没有财富不安全感，没有“藏富”的考虑，对于财富只需以义取之、随心享用。因此生活在这一段精心雕刻过的辉煌时光里，对商人而言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幸运。

浙江青年沈万三，会理财，当明朝首富很多年，即使发配云南也能发现商机；他爱美和艺术，硬是把一个普通的江南村庄建成极美的周庄；他满腔豪情，时时为国家出力，却因露富而被迫颠沛流离。

虽然仅在世40余年，但沈万三实在是赚到太多钱了，民间传说他家里有个“聚宝盆”，连《金瓶梅》里的潘金莲都称赞其财富；明朝人甚至将花钱买的官都叫做“沈万三官”；现在江浙一带还有家长教育子女说，“我家又没有沈万三”所以要勤俭持家。

“沈万三”几乎成为古代富豪的代言人。

据史料来看，沈万三赚钱主要有三大途径：种田、代客理财、海外贸易。

生在江南，沈万三从农业起步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时谚语称“苏湖熟，天下足。”沈家自沈万三父亲始，开发当地大量抛荒的田地，“粪治有方，潴泄有法”，占田日广；沈万三也很注重兴修水利，“万三有田近湖者，沿湖筑成石岸以障田。”经过两代人的经营，沈家土地占苏州府田地的三分之二。

《周庄镇志》记载，“沈万三秀之富得之于吴贾人陆氏，陆富甲江左……尽与秀。”按照现在的逻辑，是一个姓陆的有钱人，把钱都给了沈万三。陆白给沈万三钱的可能性很小，很可能的情况是委托他帮忙理财。

在朝廷开放了私人对外贸易之后，沈万三把自己的商业版图拓展到了海外，以周庄为贸易据点，通过运河把货物运出。明史专家吴晗考证后认为，沈万三巨额财富很大部分由对外贸易获得。

钱太多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把持住，只要有皇帝在，再有钱也是二等公民。沈万三千不该万不该在小鸡肚肠的朱元璋面前露富，皇帝可以允许你建一个周庄，但绝不会乐意看你富可敌国。

点评：

沈万三的商业中已经能看到资本主义的萌芽，对外贸易也渐成气候，但财富往往会在最辉煌的时刻，遭遇不测之难。太有钱了，老天都会嫉妒，皇帝就是老天的代言人。

江春，扬州人，乾隆年间两淮盐商领袖，时人称其“身系两淮盛衰垂五十年”，是分析徽商富豪不可避过的标本,也是靠垄断生意致富的典型。他赚钱的方式没啥特别之处，倒是在花钱上极其有魄力，硬是能把上千万两白银花完，到了老年“穷得”只能靠皇帝的救济银度日。

其财富数量虽已不可考，但据《两淮盐法志》记载：乾隆十六年(1751)，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江春与他人“急公报效”、“输将巨款”达白银1120万两之多，由此可窥一斑。此外，当时两淮盐商家产均在千万两以上，而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财政总收入为4854万两。

22岁那年，江春参加乡试考举人落选，从此弃文从商，协助父亲经营盐业，之后江春接任两淮总商，开始了疯狂的敛财之旅。

有了钱就要花，江春也确实有很多地方要花钱。据史料记载，江春主要的生活是：邀宾宴客、大造园林、应酬官员、接待皇帝、修桥建庙做慈善。

江春自己的生活极度奢侈。在扬州构筑的园林建筑，共有8处之多。江春虽长居扬州，然而却一直生活与拼搏在他刻意营造出的“徽州殖民地”氛围中：住的是徽派特色浓郁的别墅以及私家园林，吃的是从老家徽州带去的家厨团队与主要原材料烹制出的徽菜佳肴，玩乐的是自家组建的“春台班”等徽剧。他还曾以千两白银的高价收购一只蟋蟀，并用昂贵的宋代瓷缸来饲养。

到晚年，江春因家财耗费一空，不得不靠“皇帑”方式维持营运。前前后后，乾隆皇帝一共接济了他们家60万两白银。当然，这也是因为当年他处心积虑地在一夜之间，为皇帝在江南造了一座白塔，讨得了皇帝的欢心。

点评：

“折色”加上“纲盐”，构成了清代盐商官商一体的垄断模式。这种模式彻底破坏了市场的公平性和法治化，并为商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无穷的寻租空间。其赚钱也快，也花钱也败。

干人有贷财本兴贩者，须择其淳厚爱惜家累，方可托付。------《袁氏世范》

选择职业经理人来打理自己的商业时，一定要选那些生性淳厚，并且爱护珍惜财富的人，只有这种人才可把家财相托付。

倘若左宗棠不倒，胡雪岩的商业传奇或许不会这么快凄惨落幕。这个从钱庄学徒一步步做起，身家达到3000万两白银的中国首富，在60多年的人生岁月中，将自己的经商、人脉之术发挥到极致，但也躲不过政治大潮的清洗。

生于寂寞，死于寂寞。

凤凰男变官商：人脉之术发挥到极致

胡雪岩幼时家境贫寒，为了养家糊口，进钱庄学徒，从扫地、倒尿壶等杂役干起，三年师满后，因勤劳、踏实成了钱庄正式的伙计。就是这么一个其貌不扬的普通伙计，在几个贵人的帮助下，财富急剧膨胀。当然，这些贵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道光年间，王有龄捐了浙江盐运使，但无钱进京。胡雪岩感觉这个人有潜力，可以结交，便资助了王五百两银子。王有龄发迹后不忘当年胡雪岩知遇之恩，用公款资助20万两白银，帮助胡雪岩开办了“阜康钱庄”。

钱庄生意对胡雪岩有着重要意义，它提供了胡雪岩和有钱人结识的机会。靠着这个钱庄，胡雪岩看到的是一条铺满白银的路。

早期钱庄是连年战事的受益者，胡雪岩便借机大发战争财。避乱上海的苏州富家子弟、清军将领存在“阜康”的白银就达数百万两，胡用这些资金从事投资，很快家资逾千万。

胡雪岩显然并没有满足于此，他把自己很喜欢的沦落妓院的官宦人家小姐芸香，送给了当时已官至巡抚的王有龄。这样做，既得到王有龄的器重，又得到了芸香这个眼线。之后，胡雪岩被王有龄委以办粮械、综理槽运等重任，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

清朝晚期，一些人脉通达的中国商人开始穿梭于外商和政治势力之间，猎取需求缝隙中的暴利机遇，胡雪岩就是其中之一。接下来，胡雪岩结识了左宗棠，并得到了成为“国家生意”经纪人的机会，一度成为垄断者，他的个人资产在高峰期超过清政府国库储备金，达到白银3000万两。

黑心钱和仁心钱：我要的只是享受

胡雪岩是一个人格有些分裂的人。一方面大发战争黑心财，另一方面却开设了著名的胡庆余堂，周济老百姓。

胡雪岩还是个缺少信仰、内心空虚的人，他常自谓：一不做官，二不图名，但只为利，娶妻纳妾，风流一世，此生足矣!

清政府为了筹备塞防西征的军费，左宗棠以地方亏欠的协饷为担保向外商借钱，金额达1595万两。

所有和外商接洽借款事宜全部由胡雪岩具体经办，利润之丰厚难以想象。汇丰银行的借款利息只有10%，清政府却要支付15%，这中间会有多少钱流入胡雪岩的腰包呢？清政府的这些烂账最终还是要老百姓来支付。

胡雪岩的胡庆余堂却同时在赚着仁心钱。

1875年由于战乱、疫病等原因，死亡率剧增，胡雪岩邀请江浙一带的名医研制出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赠给受灾区民众。胡庆余堂还向老百姓免费赠送辟瘟丹、痧药等民家必备的太平药。这些善举为胡庆余堂带来了非常好的名声，也带来了财运。

不管黑钱白钱，胡雪岩总之是赚了很多钱。

他的多数钱都花在了女人身上，除了先后两位正妻，还娶了十二房姨太太。他为这些太太建造了休憩场所——娇楼，极其奢华。姬妾分室而居，而他则像皇帝一样，每晚随手拈牌招姬妾入寝，生活极其奢靡。如此的好运气和奢靡，连老天都会嫉妒，何况是人。曾国藩死后，李鸿章决定遏制左宗棠的势力，“排左必先除胡”。

官方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丝绸生意亏本，钱庄被挤兑，胡氏帝国很快就被搞到倒闭，胡雪岩本人被慈禧革职查办。难得的是，在胡雪岩家破人亡的时候，所有的妻妾都不愿离他而去。其驭人术之强可见一斑。

以义佐利，以利佐义，合而相成，通为一脉。------顾宪成

赚取利润的时候要有考虑到义气，行侠仗义的时候也要有钱的辅助，两者相辅相成，合为一体。

点评：

胡雪岩的破产虽与其政治后台左宗棠实权旁落有关，但胡庞大而单一的资本大厦也是其衰败的关键。他虽然是轮船招商局的发起人，却不愿意投资新式企业，一心坐庄生丝，宁肯把数百万现银砸在生丝投机上。他把财富全都捆绑在他的6家海关银号，一连串的票号、钱庄，26家当铺以及其他大大小小商号和上万亩土地上，造成最后凄惨的悲剧。

“百年原是梦，卅载枉劳神。”这是清代大贪官和绅的绝命诗。如果清代首富伍秉鉴在晚年读到这首诗，想必也会有一番感慨。作为一个进出口贸易商人，因为生意上的成功被景仰，也因为对民族造成的损伤而被人唾弃，虽然这可能并不是他的本意。

在《华尔街日报》评选出的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中，伍秉鉴是入选的中国人中唯一的商人，但巨额的财富拯救不了这位在帝国残阳中挣扎的老人。

帝国儒商：诚信、低调、谨慎

1757年，清朝实行闭关政策，广州成为唯一保留的通商口岸，“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十三行”垄断了清朝的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闭关之后的100年内，广东“十三行”上交的关税占到清朝总体的40%，清朝的海关被私人承包了。

在这样一个畸形的年代，“十三行”想不赚钱都难。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其父伍国莹一手创办的怡和行。作为“十三行”之一，怡和行出口的商品又有着过硬的质量。凡是装箱后盖有伍家戳记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都能卖出很高的价钱。

经过三十多年的经营，伍秉鉴对其田产、房屋、店铺、银号及运往英美的货物等财产进行估值，共约2600万两白银（大约相当于现在的50亿元），在西方人眼里，他就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建在当时珠江岸边的伍家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相媲美。

从现在流传下来的一个个故事中可以看出，伍秉鉴身上有着明显的中国儒家的个性：谦和、胸怀和自律。据说他“一辈子只讲过一句笑话”，很少穿官服（三品），在行业不景气的时候主动帮助同行，甚至撕掉外国借款人金额不菲的借据。换个角度说，他也像是一个放长线钓大鱼的商人。

伍秉鉴抓住的是清朝末年与海外贸易的商机。在东印度公司淡出中国之后，在对华贸易中势力最强的三大洋行，都受过伍秉鉴的扶持。伍秉鉴和洋行做的是茶叶的正经生意，但却挡不住三大洋行也成为贩卖鸦片的最主要力量，这也成为伍秉鉴被众人唾骂的主要原因。

畸形的时代不可能持久，随着清朝统治的风雨飘摇，广东“十三行”逐步丧失了在外贸方面的垄断。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使这些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商馆彻底化为灰烬。伍秉鉴也在内忧外患和责骂中逝去。

大规模海外理财第一人

伍秉鉴赚取大量财富，很重要的原因是赶上了“承包海关”的机遇，但他自己的精明运作也不能被忽视。在“十三行”这群最富有的群体中脱颖而出，伍秉鉴在累积财富方面的确长袖善舞。他的商行是“十三行”中与外商联系最紧密的一家，在东印度公司、散商和美商中左右逢源。

善于笼络其他行商是其长袖善舞的另一面。在十三行商人陷入集体低迷时，伍秉鉴先是把自己担任英国公司羽纱销售代理人的利润，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然后又放债给他们。利润和口碑双赢，俨然一副江湖大哥的模样。

吴晓波先生在《浩荡两千年》一书中认为，伍秉鉴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两点，一是诚实谦顺、敢于吃亏，二是与英美外资公司的超密切关系。用现代的商业语言表述，那就是伍秉鉴有着优秀的自我管理、同时人脉丰富。

或许是因为从事海外贸易的缘故，伍秉鉴投资有着全球化的视野，他大胆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涉足证券交易、保险业务等领域，使怡和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伍秉鉴也堪称走出国门海外大规模投资理财的第一人。伍秉鉴还是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靠着借钱给东印度公司，闷声赚利息。

1842年，伍秉鉴写信给美国友人说，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漂洋过海的折腾，他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国。可惜命运没有能给他这次机会。

点评：

伍秉鉴代表了清代在商业上“开眼看世界”最早的一批人，从投资理念到经商范围都处于时代的前列。但这批人无时无刻不受着清政府的榨取，伍秉鉴死后，很多行商因此而破产。在林则徐的销烟运动中，伍秉鉴有着说不清楚的复杂关系，究竟他是大规模鸦片贸易的从犯，还是为外交关系鞠躬尽瘁的忠臣，实在难以说得清楚。

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东华录》

山西人的习俗比较简洁，会积累许多家财；南方人习惯奢靡的生活，家里很少有储蓄。

张謇中状元的那年已42岁。自从1868年中秀才以来，26年间，他进出科场20多次，长时间的科考煎熬使得他中举后心情复杂。

老天可能真没给张謇太多做官的机会，中状元不久父亲病逝，张謇只能在家守孝三年。之后的局势，使得官员张謇“被下海”。

事实证明，八股文培养出来的一介书生，其模仿创新能力也很强，张謇硬是从无到有创办了一个庞大的纺织帝国，兴盛时年利润达千万两白银之巨。

构建股份制企业雏形

1895年夏天，在晚清洋务运动的大潮中，张謇提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这年12月，张之洞委任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并授意张謇在南通筹办纱厂。

当时西方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纺织市场留下了一个巨大空间。纺织这种人力资源密集型的工业，正是中国的强项。

张謇把大生纱厂放在了天生港码头唐闸，通扬运河经此而过，离南通仅6公里。南通、海门和崇明当时盛产棉花，周边农户世代有纺纱织布的传统。20多年后的唐闸充分反映了张謇选址的睿智。在当年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上，中国很多大城市都没有标出，而“唐家闸”三个字却赫然在列。

张謇在工厂开机之前，就执笔《厂约》拟定章程，对个人职责、奖罚措施、利润分配方式等都做了具体规定。除《厂约》之外还有25个章程，规矩多达195条，这在当时可谓自办企业章程的最高水准。

纱厂的成功，除了天时地利人和，更离不开制度创新与眼光。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张謇视野是十分开阔的，“股份制企业”这个现代名词，已经在张謇的手中玩得很转。

大生一厂建立第一年便赢利，大生二厂筹备时，便开始利用募集股权的形式筹集资金，很轻松地就收足了80万两股本。“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注册，并且取得了“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专利权。1920～1921年，大生股票行情是上海报纸每日必登的重要新闻，大生股票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

无愧于良心，满足不了贪心。

实体经济最怕的就是经济危机，张謇也遇到了。

张謇的生意失败源自1922年的棉纺织业危机，工厂连年亏损。放在今天可能咬咬牙就坚持过去了，但是当时的民国初年，一没有政府扶持，二没有金融机构支援，加上之前冒进的多元化经营，大生纱厂的资金链很快面临断裂，逼得张謇出国借钱。远水难解近渴，直到去世，张謇都没有看到自己生意出现转机。

根据史料记载，张謇犯的商业错误，有些是现在看来很低级的，有些却也是现代人常犯的。

大生纱厂从未将折旧计入成本，只是把折旧和公积金一起入账，进入周转资金中，企业一直没有保险和折旧提存。这样企业的利润自然会增加很多，大生纱厂却一向获利全分，即使在筹办期间，仍年年动用股本来支付分红。这导致相应的公积金、折旧等很低。长期以来，大生一厂、二厂公积金累计不过120万两白银。

这些做法在今天看来几乎不可思议，企业的资金链会因此十分紧张，抗风险能力自然不提。但在股份制企业刚兴起的当时，整个商界的经验就是如此不足。

张謇的多元化和冒进，却也是现代商人常犯的错误。

“本小事大”、“急进务广”，张謇投资扩张过多，大生二厂、三厂、八厂都是在资本根基不稳固的情况下匆忙上马的；加上企业办社会的负担，大生纱厂被严重拖累。大生内部一些人看到通海垦牧公司有了厚利，纷纷组建盐垦公司，投资额在2000万元以上。这些公司都是张謇在过问，张謇用人不当，急于求成，这些盐垦公司几乎都是失败的。

但张謇摸着良心，觉得自己对得起股东，自己为股东做牛做马30年，就是大生破产，也可以光荣结束了。大生一厂、二厂的股本只有369万两，而纱锭的市值在900万两以上。27年来大生仅官利就付出了1348万多两，股东所得已数倍于投资。但股东永远不会知足，张謇不愧对良心，却满足不了股东的贪心。这也是多数上市公司永远的痛。

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清代歙县商人吴炳

点评：

张謇是个半路出家的商人，无心为之，却玩得很大。可能是实业救国心切，张謇在资金使用上十分冒进，成功后，却没能未雨绸缪。尚不知什么是经济危机的新生股份制企业，其脆弱的风险抵御能力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几无招架之力，实为一憾事。

荣氏兄弟的财富故事早已成为一段传奇。

荣氏家族的财富起飞于1896年，荣德生、荣宗敬两兄弟在父亲的支持下，开设广生银庄，业务兴旺，之后转入实业领域，在面粉、纺织这两大民生领域大举发力，一度辉煌。

各种企业难题，一个都不少

食品安全、危机公关、资金链面临断裂、高管招聘、员工管理等一系列让现代企业都很头痛的问题，荣氏兄弟靠着自己一点点地摸索，硬是都走了过来。

面粉业是荣氏兄弟最先进入的实业领域。20世纪初，他们目睹免税的外国面粉大量进口，销路甚畅，漏卮日盛。1900年10月，他们以6000元钱庄赢利作资本，与人合伙创办了第一个面粉厂——保兴面粉厂。

面粉这种食品，在当时还属于一种新产品。和现在食品企业有时会面临食品安全谣传一样，当时也传出“粉厂的大烟囱是用童男童女祭造，才竖起来的”，“机制面粉看着白，却没有营养，吃了会不消化的”，更有人有鼻子有眼地说：“保兴面粉有毒，某地某家姑娘吃了已中毒身亡……”种种谣言令保兴面粉厂濒临破产，幸好后来荣氏兄弟以高薪聘来营销高手王禹卿，为工厂打开了销路。

在当时不稳定的局势下，实体经济的资金短缺问题是家常便饭。1908年，荣氏企业遇到了第一次资金危机。国内小麦歉收，外粉大量涌入，市面上麦贵粉贱，面粉厂连续两年大量亏损；荣宗敬投机股票赔钱；运送低价购进洋粉的船触礁沉没；账房先生席卷了仅有的一点现款逃走……门口讨债的人排成了队。

这时候高薪请来的王禹卿又一次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摆下一个空城计，说老板去买机器了，生生地把债主给骗走了。荣氏兄弟请来的贵人不止王禹卿一个，还有“大聪明人”薛明剑，他在企业员工管理改革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荣氏兄弟另一次大的危机便是申三纱厂的员工管理。

1924年，工厂里的工人分为两派，一派是整日抽鸦片、泡堂子的大小工头；另一派是掌握技术的工程师和工商中学毕业生。两派矛盾不断，谁好谁坏一目了然，但是工头派的力量依然强大，甚至在工厂宣布废除工头制之后，工头们靠着打砸工厂、殴打工人让工厂收回成命。

从此工厂的人事改革变为循序渐进式，加大新员工培训力度，逐步减弱工头势力。到了1927年，大革命的新思潮汹涌澎湃，废除工头制也水到渠成。申三纱厂人事改革推迟了将近三年，但在中国各厂家中是最早实施的。

富过四代，桃李满天下

荣氏兄弟创办的商业帝国经历了风风雨雨，到如今已经是第四代。“固守稳健、谨慎行事、绝不投机”，这句荣家的经商家训已经融入这些子孙的血液，并不断演化为新的财富。

在荣氏家族中，荣毅仁这一辈健在的已经不多，比较活跃的只有荣宗敬的幼子荣鸿庆，现任台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这家银行有望成为首家在大陆开分行的台湾银行。

荣智健的同一辈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大都事业有成，在海外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荣智鑫，其父荣伟仁是荣德生的长子。他成立了一家名叫美联的烟草公司，后被一家美国企业收购，荣智鑫从中净赚一亿多港元。1975年，荣智鑫又成立了荣文科技有限公司，七年后公司在香港上市。

荣智美，荣智鑫的二姐，曾任德国尤尼可公司经理，有“德国商界女强人”之称。

荣智宽，荣毅仁二哥荣尔仁的次子，是巴西环球公司总裁，在巴西商界拥有崇高的威望，曾随巴西总统和外交部长多次出国访问。

当然，这些人中最为成功的当属荣智健，曾经三次荣膺中国首富。

荣氏的第四代继承人也已经开始崛起，在中信泰富的管理层名单上，荣智健的长子荣明杰和女儿荣明方都名列其中。荣智鑫之子荣文渊，不仅是方正数码的执行董事，还控制着浩荣、荣文等多个公司。荣智鑫的女儿荣文蔚则是香港社交界的名媛。

荣氏家族的开枝散叶正不断印证当年毛泽东对荣家的评价：“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十九年之中，三至千金。---《史记.货殖列传》

买进卖出时都等待时机，以获得十分之一的利润。十九年的时间内，三次赚到了很多钱。

点评：

作为从民国走来最为成功的实业家族，荣氏家族一百多年来一直不断拓展、壮大。稳扎稳打、低调稳重、善于自我调整一直是其鲜明特色，正是因此，荣氏家族才安全走过了最为动荡的岁月。

来源：掌上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