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盐城商会

导读：

中美贸易战对中美双方都不利，但对我们而言损失可能会更大。原因就在于贸易顺差国通常都会败给逆差国。对于逆差国而言，贸易战的最坏结果是恢复贸易平衡。但是对于顺差国来讲，则会造成产能过剩与增长下降。再从中国是发展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角度来看，缩减或者中断与美国的贸易，静态会失去比较优势，动态会失去学习的机会。

8月31日晚，由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上海市基金同业公会、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上海上市公司协会、上海国际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上海股权投资协会、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共同举办，钜派投资集团、有鱼普惠联合主办的“陆家嘴资本夜话”系列讲坛第十六期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本期以“贸易冲击与经济增长”为主题，特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民作主题报告。

活动现场图片

致辞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总裁助理潘恒宁致辞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总裁助理潘恒宁介绍，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是新华社直属机构，是新华社和上海市政府战略合作项目，服务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战略，同时也服务于新华社打造国际一流的新型世界性通讯社的战略目标。“陆家嘴资本夜话”是中国金融信息中心联合众多权威机构搭建的平台之一，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15期，逐渐成为上海财经领域重要的信息平台、知识平台，也成为金融白领思想交流的重要场所。

潘恒宁表示，3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4月4日，中国发布对美国的关税反制措施，中国对原产于美国106项商品加征关税。4月5日，中国就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启动争端解决程序。8月23日，美方决定对16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25%对关税的同时，中方决定对160亿美元自美进口产品加征25%的关税，并与美方同步实施。

中美贸易战史一场遭遇战，也是一场持久战，现在处于战略对峙阶段。在此期间，我们资本夜话邀请了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先生，清华大学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鞠建东教授，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先生围绕贸易战的缘起、与汇率趋势、货币政策的联动关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等各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出口、消费和投资是中国经济的三大增长动力。

如何从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推动作用的角度，去思考这场中美贸易战，将是今天晚上华民教授给我们的新视角，他也将讲述自己对于当前贸易冲击的最优解：对内改革、对外贸易自由化。

主旨演讲：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民做主题演讲

华民简介：

原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6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兼任国家发改委“十三五”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国家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市场监督委员会专家委员、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等社会工作。主要教学与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与世界经济。

演讲实录：

今天从五个方面跟大家交流一下最新的研究心得和体会：一、贸易与增长。二、贸易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三、贸易冲击的类型与效应。四、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冲击。五、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一、贸易与增长

参照上图，根据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里面的叙述，大概可以建立这么一个分析框架。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变量有四个：第一个是软条件，如：文化、道德和制度等。市场里面交易的产品实际上是市场参与人的道德和文化水平的体现，制度上是否自由也会影响到市场效率。美国有两类人非常伟大：第一类风险资本家，不为金钱，而是为追求价值，为实现人生意义去成就一家伟大的企业；第二类企业家，他们参与市场活动，把科学家的研发成果做成伟大的产品卖给全世界所有人。

剩下的变量都是技术型的：第二个是分工，分工带来专业化，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分工的范围取决于市场，市场越大，分工可以到各个工序。如果市场太小，就只能做独立的产品。今天是全球化产业链分工，所以分工可以做到各个工序。第三个是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可以带来技术进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今天我们中国就是缺资本积累，所以劳动生产率提不高。今天我们错就错在优先发展服务业，于是没有资本积累，因为服务业是资本浅化的，那么多的资本没有地方去，只能跑到金融，跑到互联网等产业或间接领域。第四个变量，从封闭经济体走向开放经济体，就是要做贸易，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所以我今天所要讲的主题就落在了贸易上。

贸易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的兴衰。我们看上图，主流文明基本上都发源于欧亚旧大陆。大家看一下主流文明里面靠俄罗斯那块地方，没有出海口的那块地方，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产生伟大的国家，原因何在？它没有贸易机会，伟大的国家都出现在有贸易机会的地方。从古代说起，有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阿拉伯人开辟的一条贸易通道。阿拉伯用骆驼将货物贩运到了欧洲，所以阿拉伯人赚取了暴利。但后来它被欧洲人取代了，因为欧洲人开始走向海洋贸易，于是丝绸之路衰败了。

走向海洋贸易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是1453年奥斯曼帝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控制了博斯布鲁斯海峡，在失去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开始对往返欧亚大陆的贸易征收高额关税，奥斯曼帝国的这种“抽租”行为使得陆路贸易变的无利可图，因此就有了地中海贸易。地中海贸易繁荣了意大利。但是，1495年的远洋让地中海贸易失去了价值，然而率先开始远洋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并未富起来，原因就在于他们有远洋，但却没有贸易。随之而来的香料贸易使得荷兰迅速崛起，荷兰人垄断了香料贸易，香料贸易成就了阿姆斯特丹。因为远洋贸易既跨国有跨期，于是就需要套期保值、保险、货币兑换等，于是金融业就在阿姆斯特丹发展起来了。继荷兰之后的英国人把贸易做到了全世界，而且他的贸易是做加工制造，本土生产出口，于是英国很快就成为日不落帝国，24小时都有英国商人在世界各地进行交易。英国人又是怎样走进亚洲市场的呢？他们通过打开五扇“大门”找到了通向亚洲市场的、运输成本最低的航路：控制多佛港占据英吉利海峡；控制直布罗陀，进入地中海；拿下亚历山大港，开拓苏伊士进入红海；占领亚丁湾，进入印度洋；控制马六甲进入太平洋和南中国海。通过这样一条海上通道，英国人把贸易做到了印度和中国。

要促进贸易，我想从上图这些案例告诉大家正确的贸易是怎么做的。首先需要基础设施，并不是像教科书上讲的那样只是简单的互通有无，在现实生活中，贸易需要复杂的基础设施，大概涉及到三类：第一类物质方面的基础设施，比如运输、物流、通讯等。大西洋海底电缆一建立，欧美之间的贸易成本就急剧下降了。技术创新就是两个向量，第一个向量是能源，你用什么能源，用煤炭还是用石油还是用电。第二个向量是通讯，你是烽火或者用电报还是用电话还是用今天的互联网。能源指向动力，信息指向合成，这是贸易包括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基本物质条件。第二类是制度方面的基础设施，那就是信任、法律、合同等。中国人做生意为什么要搞人脉，要喝酒？因为我们缺乏信任，没有信任就需要关系，没有信任就需要知道你是谁。第三类是国际关联方面的基础设施，包括双边的和多变的自由贸易体系等。

我们来看一下国别经验，英国贸易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主要是两个东西，第一是自由贸易，第二是金本位。自由贸易体系可以降低制度上产生的贸易成本，金本位相当于固定汇率，可以降低贸易商的汇率风险。凡是一个依靠贸易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国家，一定要选择固定汇率，不能选择浮动汇率。我们在2005年过早把固定汇率制度变成了浮动汇率制度，让我们的贸易受到了重创，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阿拉伯为什么会被欧洲替代，到公元七世纪的时候，阿拉伯控制了全球贸易，欧洲人打败阿拉伯人，主要靠两个武器，第一更低的运输成本，海洋之舟替代了沙漠之舟骆驼。第二是更强大的经济组织，法人公司取代了自然人家族。

威尼斯和热那亚为何衰弱？因为他们失去了贸易机会。它们两个都是内海城市，自从西班牙、葡萄牙人开始远洋，便迅速降低了地中海的地位，远洋贸易替代了内海贸易，从此地中海走向衰弱。这个案例对我们中国也颇具启示意义。天津为什么难以崛起？因为它是内海，不在国际主航线上，故而缺乏贸易机会。同样的道理也决定了东北的命运，东北虽有大连和营口等海港，但因为与天津一样痛楚渤海湾，故而也就难以振兴。这样也就很容易理解以下事实，只要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非长三角和珠三角莫属，原因就在于在于这些地区有贸易机会，因为它们都处于国际主航线上，具有大规模参与国际贸易的机会。

在促进贸易方面，美国的贡献是，二战之后建立了自由贸易体系和稳定的货币体系，并且通过多个回合的谈判将关贸总协定改造成为更具有开放性和契约性的WTO，而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则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清算提供了便利。

我们可从上图来看一下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演变，为什么今天美元成为稳定的货币体系？从1495年开始，凡是担当了世界历史货币的，基本上都和它们的基本面有关系。首先是葡萄牙、西班牙的货币，他们通过1495年远洋贸易成了储备货币。接着是荷兰，荷兰通过大宗商品香料的远洋贸易给荷兰人带来了巨额的财富。最初的一船胡椒粉达到欧洲时几乎相当于一船黄金的价值，极其昂贵。荷兰走向衰弱之后，法国的货币靠着战争在短期内成为了世界货币，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之后，法郎失去了国际地位。随之而来的是英镑成为世界货币，但是随着英国在二战中的实力消耗，二战结束之后英镑再也没有能力恢复国际货币的地位，于是便有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美元开始替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但是，在美国的黄金储备跟不上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情况下，发生了全球性的通货收缩，为了突破通缩收缩带来的瓶颈，金本位必须废除，于是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今天的美元拿什么来担保？应该是科技创新与美国企业的强大创新能力。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否国际化，不取决于战略，而是取决于实力，取决于国际经济当中的地位。只有经济在经济实力得到提升之后，其货币才有可能世界货币。

接下来，我们看看东亚的崛起。东亚成功运用了刘易斯增长模型。主要是这么几个方法：第一动员国内储蓄用于投资。今天中国刘易斯增长停止了，为什么？我们动员国内投资用于买房。储蓄变成买房了，资金不去实业，完全错配了。第二为了解决储蓄不足的问题，引进外资，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增加就业和产能。第三出口导向，因为农民占比特别高，国内缺少消费，产能一旦释放，一定过剩，所以靠出口来平衡。第四选择正确的货币锚，以顺差市场国家作为货币锚，东亚国家的主要市场顺差在美国，当然以美元作为货币锚。第五，适当低估汇率，低估汇率对以出口推动型的国家是有利的，所以汇率不能升值，一旦汇率升值东南亚国家就面临出口下降的风险，一旦没有出口就没有增长，没有增长就没有投资，长期经济增长就会趋于下行。

当然，除了出口之外，导致东亚国家和经济体经济下行的原因还在于它们无法突破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瓶颈。对于经济起飞国家而言，通常可以采用两个方法来推动经济增长：政府推动；释放人口红利。但是，这样的方法在经过一、二十年的快速增长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后便会遭遇瓶颈。因为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问题就产生了，劳动成本肯定是要上升的，所以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对冲工资成本的上升，但这么做的话，政府推动的出口导向的市场经济就必须转变成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所以就需要做两件事情：一、经济要高度自由化，走向真正的市场化；二，发展教育，突破人力资本瓶颈。但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东亚国家未能突破这样的瓶颈，以致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走上了经济增长停滞的道路。

东亚国家的兴衰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我们现在也成为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我们也同样面临以上两大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能突破，就可能会重蹈东亚的覆辙。

二、贸易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依据下面的图示，我们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轨迹，从总量来讲，在公元到1到20世纪当中，中国有19个世纪产量世界第一。中国有两个伟大的历史时期，唐朝和宋朝。唐朝通过和亲贸易成为盛世。宋朝则是从内陆贸易走向海上贸易实现了繁荣。然而明朝则一改对外开放的姿态，实施禁海，造成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清袭明制，闭关自守，最终出局。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才让中国重新得以崛起。

上图数据中显示，公元0000年的时候，印度的产量全球第一，中国第二。到1500年的时候，欧洲开始强大了，但是总量没有超过中国。到了1900年的时候，也就是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欧洲不仅变得强大了，而且就连总量也超过了中国。与此同时，美国、以及日本的经济总量也迅速变大了，但中国的总量变小了，人均收入则变的更低。到什么时候改变了这种状况呢？1979年改革开放，发展到了2015年，中国的GDP已经很不错了，离美国也就一步之遥。

上图源于麦迪森的数据，就像哈佛大学彭莫兰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在1495年欧洲远洋之后，世界出现了大分流。这种分流的本质应当是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分流。对184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下行又应当怎么叙述呢？怎么理解这一百年很重要。这当然是外部入侵的100年，但假如当初的中国能够开放对外贸易，结果又会如何呢？

1979年中国开始创造奇迹，对外开放，突破需求约束，对内改革，突破供给约束，农民都可以成为企业家。于是中国经济被迅速拉起，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合规进入国际市场，中国经济几乎可以用“飞起来”三字来形容，所以说贸易对于经济增长是极端重要的。

那么贸易在当代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又是怎样的呢？1979年改革开放的时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农民。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既有优势，又有劣势。从技术层面来说，中国的要素禀赋是有竞争力的，从而具有后发性优势；但从制度层面来说，中国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属于不完全的市场经济，资源经常会错配，要素不能得到合理的使用，从而具有后发性劣势。

二元经济国家的基本特征是缺乏需求，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农村人口占比太高。中国在1979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农村人口占比刚好是79%，2010年是51%，当下在42%左右，2020年争取降到40%。如果用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中国农村的务农人口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自我雇佣的劳动者三分之一不到，工资劳动者也就三分之一多点。在这三部分劳动人口中，哪部分劳动者会更有消费能力呢？当然是工资劳动者。只要工资劳动者不占多数，那么就会存在内需不足的问题。

下面我们可以用上图中给出的那段时间的统计数据来分析一下中国经济增的基本逻辑。上图中蓝色的曲线是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当于统计分析中的消费。这条蓝色的曲线是稳定的，它告诉我们消费是一个常数，因为它取决于恒久性收入。恒久性收入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工资，二是房租。中国有租金收入的居民不会过亿，大部分人口是靠工资，因此，恒久性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工资在一般情况下是刚性的，短期内不会出现急剧的变动，因此消费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常数。所以增长可以有奇迹，但消费不会有奇迹。

在界定了消费之后，上图中的红色曲线便是投资，由图可见，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主要是投资的波动，只要投资超过消费，就会产生所谓的“过剩产能”。对待过剩产能可以有两种处理办法：去产能，这会导致投资下降，经济衰退；通过出口来平衡过剩产能，便能维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这就叫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据此，我们便可得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出口决定投资，投资创造就业，就业带来收入，收入才能转化为消费。一旦没有了出口贸易，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有可能偏离正常的轨道。

如果用更加学术的语言来表述以上的逻辑关系：那么出口是投资的函数，投资是就业的函数，就业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是消费的函数。出口与消费、投资不是统计学上所说的替代关系，而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因此，贸易、特别是出口，对于中国来说真的很重要。以至于可以这样说，没有贸易，没有出口就没有经济增长。这是我要讲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

出口是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如何促进出口呢？从1981年开始，我们采取了三大举措：1981年我们开始实施双重汇率制度，出口部门的汇率大幅贬值；1994年汇率并轨，官方贬值；2001年加入WTO，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前两个举措，也就是1981年和1994年的汇率贬值提升了竞争力，后一个举措，2001年加入WTO，降低了贸易成本。但是这么好的贸易局面，因为2005年的汇改（变固定汇率为浮动汇率）导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开始下行。现在看来，2005年汇改错误评判了我们的基本面，我们是做制造和贸易的，搞浮动汇率，明显是不匹配的，于是导致了汇率升值，出口下降。

为什么说2005年的汇改是不合适的呢？不妨让我们来看一下对外贸易的依存度。2001年加入WTO以后，我们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一路攀升，从38.5%上升到66.2%。假如进口是用于消费，那么进口与出口对经济增长就有对冲性。假如进口是为了出口，那么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带来的增长效应也就会变得越大。中国的实际情况恰好是属于后者，即进口也是出口的函数，因为中国进口的是中间品原材料，最终是为了出口。所以，中国60%以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对于经济增长来讲就会变得无比重要。2005年汇改导致汇率升值、降低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由此导致出口和进口双双下降，于是，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急剧下降，从而拖累了经济增长。截至今日，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经降低到了30%以下，结果经济增长也随之降低到了7%以下。此后果再次证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贸易依存度和出口高度正相关，没有贸易经济增长就会下行。

三、贸易冲击的类型与效应

贸易冲击有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是正面的，后面两种都是负面的。正面的冲击是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冲击，比如加入WTO，降低了贸易的成本，可以带来“贸易创造“效应。后面两种的贸易冲击都是负面的，一种是经济与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减少了总需求，出口没有了，内需又补不上，经济增长就会下行。第三种是贸易战或贸易摩擦带来的冲击，也是负面的，它不是减少总需求，总需求还在，它增加了贸易成本，刚好和加入WTO倒过来，只要打贸易战，两败俱伤，大家的贸易成本都会上升。

上图所示，中国已经经历了三次贸易冲击。第一次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于是1998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44.4%下降到了15%左右，完全是负面的冲击。作为一个农村人口占比较高、没有内需的国家，当时的政府制定了什么政策呢？就是刺激内需，买房买车。1999年又推出房地产新政，取消福利分房，走上了房地产商品化道路。

第二次冲击发生在2001年。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这个冲击是正面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负13%变成正4.6%，随后一路上行。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1999年房改以后房地产没有走上泡沫化的道路呢？原因就在于中国加入WTO之后，出口推动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又回到了健康的轨道。

第三次冲击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又是一次负面的冲击。面对这次特大的贸易冲击，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面对出口下降造成的投资和消费下降，只能重启房地产，并实施大基建，于是有了五高：高铁、高速公路、高压网、高科技和高楼大厦。这些基本上都是非贸易品，而且大部分是属于资源错配，从而带来了巨高无比的负债。

2008年以后，中国遭受的负面冲击力量太大，致使出口增长下降了15%。通过政府的干预，虽然维持了短期的经济增长，但长期的经济增长偏离了轨道。发展到今天，政府成为投资主体，市场力量受到压制，资源错配，经济泡沫，负债高高挂起。这三次冲击告诉大家，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依靠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的经济体来说，负面的贸易冲击是承受不起的。在2008年贸易冲击之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偏离正常的轨道，如果还要再打一场没有胜算的贸易战，再来一次负面的贸易冲击，不知还有什么力量可以来对冲这样的冲击？

四、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冲击

前面提到，我们已经经历过三次冲击，两次是负面的，一次是正面的。今天我们很可能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又带来一次冲击，究其根源，贸易失衡的原因是一个国家异质的问题：中国和美国，中国出口美国5000多亿，美国出口中国3000多亿。中美两国为什么一个会成为世界最大的逆差国，一个会成为世界最大的顺差国？自从进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以来，美国就专业化做研发，因此有了美国独特的增长模式，让它成为全球最大的逆差国。美国是资本最多的国家，居然还在进口资本，为什么？因为他的专业化分工研发。研发特别花钱，以致美国虽然是一个资本要素密集的国家，但是仍然需要进口资本来满足研发投资的需要。

我们先用上图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根据经典的贸易理论，凡是资本劳动比高的国家做产品包A，例如汽车，处在在上图45度线（资本劳动比）的上方；凡是资本劳动比低的国家，在45度线的下方，做劳动密集要素的产品，就是产品包B，例如服装鞋子。原来美国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汽车，中国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服装，两国之间的贸易属于一般均衡的内点解。但自从有了中间品生产的标准化与可贸易，于是分工变成了产业链分工。所有国家只做一道工序，于是国际分工就由传统的内点解变成了全球产业链分工状态下的端点解或角点解。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上图中的红线。美国只专业化做端点上的研发，通过产品包分拆，把中间品和加工组装予以外包。拥有技术和资本的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专业化生产中间品和关键零部件，而中国则做了下游端点上的加工贸易。这样的产业链分工形成之后，虽然全球贸易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其外部性也随之而来。在美国出现了所谓的顶部增长，就是10%能够参与高科技研发的劳动力收入上升，90%缺乏技能和人力资本的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则由于就业机会减少与工作岗位的流失而趋于停滞。美国社会的矛盾因此而趋于激化。

面对这种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美国政府应该怎么做呢？从理论上讲，可以有两种应对方法：一是把90%的美国普通劳动者都变成工程师去专业化从事研发工作，但这在实际上不可行；二是让外包“回岸”，在美国本土重建产业链。比如鼓励与苹果配套的富士康、与美国汽车公司配套的福耀玻璃等企业搬迁到美国去，为美国的普通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来解决全球产业链分工所产生的外部性。

全球产业链分工对中国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做加工贸易，最为重要的成本当然是运输费用，即贸易理论中所说的“冰川成本”。为了降低冰川成本，加工贸易就只能在沿海地区做，因为海洋运输成本是最低的。按照这样的配置原则，专业化从事加工贸易的中国便会发生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增长。由于海洋运输成本最低，加工贸易产业就会规模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从而导致东部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但运输费用较高的中西部地区则缺乏这样的机会，其结果便是中国地区之间收入差距逐渐扩大。解决这一问题其实也不难，只要能够让人口流动起来，收入就会均等化，结果，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可以说不平衡的，但人们相互之间的收入差距则是可控的。但是，我们错就错在没有鼓励人口流动，反而采取了不当的开发西部的政策，不仅导致出口下降、增长下行，而且还导致严重的资源错配。

接着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在贸易摩擦中，为什么美国最为关切的是知识产权保护？美国的研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在太大，我们用美国经济学家韦恩做的一个统计，到2014年美国知识产权密集型行业直接或者间接的支持了4550万个就业机会，为美国贡献了6.6万亿美元的附加值，而且从2010年算起，美国的知识产权研发增长了大概30%，占比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8%，美国要把巨额的研发成本收回，就必须有偿转让知识产权，所以美国绝对不允许外部世界侵犯其知识产权。目前，美国知识产权密集型行业的商品出口总额为8420亿美元。外国实体付给美国知识产权持有人1284亿美金，中国付了88亿美元，其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支付422亿美元。尽管如此，美国还是有大量的知识产权遭到了侵犯，从而导致其研发投入受到冲击。

研发上一种很花钱的投资。研发为什么特别花钱？和工业制造、互联网平台交易相比较，研发特别花钱。第一，研发是一个失败概率很高的事情，投十个项目，九个得亏损，一个才能盈利，损失是明摆着的。第二，研发投入的是人力资本和知识，大部分知识不能免费获得，和专利有关的技术必须得付钱，参与研发的人需要很高的财务回报给予激励。第三，研发需要现金预付，因为在流程上属于前端，你还没有产品，先得雇佣一流的人才，得付很高的薪水。正因为研发特别花钱，所以美国不仅需要进口资本要素，而且还必须强力保护其研发成果，通过知识产权有偿转让来获取回报。这可以说是美国在贸易战中不可能放弃的底线。

美国式的增长可以简要概述如下：专业化做研发，研发是超资本要素密集的；美国通过做研发来推动经济增长，导致投资超过储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贸易失衡是因为消费超过储蓄，这是基于传统贸易理论的错误判断，美国并不是储蓄超过消费，而是研发投资超过消费带来的贸易逆差；美国通过进口资本来满足研发所需；又通过进口商品来满足国内商品需求；用资本项顺差来平衡经常项逆差。

我们为什么必须要和美国开展贸易、而不能打贸易战呢？这需要从美国这种独特的增长方式所产生的全球外部性说起。从供给角度来讲，美国通过专业化研发成为全球产业链的组织者；从需求角度来讲，美国通过大规模商品进口为全球提供顺差市场。这就是美国增长带来的外部效应。由此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千万别断绝跟美国的贸易关系。从供给角度来讲，我们可以通过参与美国组织的全球产业链分工分享美国研发的溢出效应。从需求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利用美国的顺差市场来突破需求约束。当然，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贸易摩擦，我们在参与这种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时，需要保护知识产权和公平贸易。

如果再做进一步的分析，便不难发现，美国这个顺差市场对于中国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由上图可知，中国对美国是贸易顺差，但对德国、韩国、日本等国则是逆差。我们需要从德国进口机械设备，从韩国进口中间品零部件，从日本进口技术等。以上这些进口都是中国出口的函数，且是中国企业生产函数中必不可少的要素。这些进口所需要的外汇供给自然只能来自于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没有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当然也就无法平衡对德国、韩国、日本的贸易逆差。所以中美贸易战不仅涉及到中美两国的贸易平衡问题，而且还涉及到中国贸易的总量平衡问题。从统计上看，中国对德国、韩国、日本的贸易逆差高达1000亿美元以上，假如没有对于美国的贸易顺差，中国要想实现对外贸易的总量平衡基本上是不可能的。2017年中国向美国出口了5060亿美元的商品，从美国进口了3750亿美元的商品，顺差达为1310亿美元，在对冲中国对德国、韩国、日本的贸易逆差后略有盈余。这样的贸易结构清楚地告诉我们，美国事实上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金主，并且就美国是世界最大的顺差市场而言，绝无替代者。所以我们若是要与美国打贸易战，实属非理性之举。

此外，贸易战还有可能引起货币危机。贸易战会引起出口下降，出口下降又会引起外汇供给与外汇储备下降，进而造成汇率贬值。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决定汇率稳定与否的基本面不是经济增长本身，而是外汇供给。如果人民币真的出现了长期的趋势性贬值，它会产生两个效应：一个是资产效应，一个是贸易效应。先看资产效应，在金融资产高于固定资产占比的情况下，汇率一旦贬值，产生的冲击强度比我们想象的大。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很强，对汇率极其敏感，只要汇率贬值，资本外逃就将不可避免。当然政府可以采取外汇管制的政策措施，但这会形成贬值预期，贬值预期一旦形成，就会对投资构成压制，因为货币贬值会导致投资的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大幅下降。

接着再来讨论一下货币贬值的贸易效应。汇率如果贬值了，能否冲美国的关税上涨，达到促进出口的作用呢？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官方汇率贬值是有助于出口的，一旦由贸易战引起的交易性贬值，是不可能促进出口的，相反只会加速资本外逃。官方汇率贬值改变了国内外相对价格，有助于资源在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重新配置，但如果是交易性贬值，那么从逻辑上讲，是先有资本外逃，然后才有人民币价格下跌，即使国内外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也已没有资本可以流向贸易部门。所以，结论是，如果真打贸易战，还要打持久战，人民币的基本面就会趋于恶化，货币危机或者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就会大幅增加。

五、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中美贸易战对中美双方都不利，但对我们而言损失可能会更大。原因就在于贸易顺差国通常都会败给逆差国。对于逆差国而言，贸易战的最坏结果是恢复贸易平衡。但是对于顺差国来讲，则会造成产能过剩与增长下降。再从中国是发展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角度来看，缩减或者中断与美国的贸易，静态会失去比较优势，动态会失去学习的机会。

回顾一下已经发生的两次负面的贸易冲击，我们也不难预期，贸易战一旦升级，我们是缺乏对冲能力来闭合由贸易战造成的产出缺口的。这个缺口究竟有多大呢？根据摩根史丹利2017年的测算，在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15%、30%、45%三种税率假设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将会分别下降21%、46%、72%，对应中国的总出口下降为4%、8%、13%。这个冲击要大于1997年的负面冲击，接近于2008年的负面冲击。1997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们曾经启动汽车消费和房地产消费来加以对冲。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们有重启房地产、推动大基建来加以对冲。其效果都不好，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偏离正常轨道，走上了非市场、泡沫化的发展道路。如今房地产已经到头，基建已经过剩，实业更回不去，我们真的已经没有可供选择的方法来对冲如此严重的贸易冲击。

如前所述，如果坚持贸易战，经济增长速度必定会下降，可是今天中国的实际状况已经不能接受经济增长的进一步下降。原因就在于中国已经步入债务经济，而债务经济要求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否则就会爆发经济危机。上图的数据告诉我们，今天中国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高达300%左右，各大商业银行的资产241万亿，商业银行作为贷方，其价值241万亿的资产就是整个社会（作为借方）的负债。谁在负债？企业、居民、地方政府、以及金融机构本身。如果资金成本是3%（这是绝对低估的），那么经济增长必须率就必须达到9%以上，否则就意味着有人违约，没有能力还本或者付息，从而整个社会就没有净储蓄和新增投资，于是经济增长就将步入持续下行的轨道，无法走出衰退周期。除非发生像2001年那样的、正面的贸易冲击，才有可能让中国经济增长重新回归正常的轨道。因此，结论是，尽管我们已经难以获得像2001年那样的、正面的贸易冲，但至少不要主动去打一场我们无法应对的贸易战。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最优解是合作解，其实我们有很好的合作方法，对内改革，对外贸易自由化，解决农产品自由贸易，解决服务业自由贸易，改变政府职能，土地 制度改革等。次优解是帕累托改进，比如主动降低关税，在政策上协调等，只要有人得益、无人受损，最终对双方都有好处。最糟糕的对策，就是推动贸易战继续升级，而且还要打持久战。这就有可能导致存量产业链转移，从而让经济掉入长期衰退的陷阱。